从词牌看道教对诗词的影响

鲁迅先生在《致许寿裳》信中说：“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。”没有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，不可能诞生道教这种对中国人影响深刻的宗教；同样，没有中国这块土壤，也不可能产生道教文学。道教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，限于篇幅，下面具体论述对词牌的影响。

十九世纪初，甘肃敦煌鸣沙山第二八八石窟被打开，其中有数百首词曲，这是唐五代音乐舞蹈的资料，它对唐五代的词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。从敦煌卷子中清理出来的唐五代词，又称为敦煌曲子词，或称为敦煌歌词。它是反映民间生活的唐五代的曲子词，这就是说，至晚在盛唐，这种带音乐的诗即词就已经产生了。起于民间的词作为诗的又一种形式，自产生以来，便和唐诗一样，与道教有着极深的缘分。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主要样式。宋代理学昌明，又由于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，兼以政治斗争、民族矛盾日趋尖锐，有人便以为道教思想在宋代文学中相对地减少了。但翻开卷帙浩繁的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等，我们发现众多的词牌直接来源于道教。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传说、道教人物、道教教义、道教意象，仍然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和题材。

我们知道词来自民间，它本来是配乐的歌词，所以也称曲子词。词调是写词时所依据的乐谱。每种词调都有特定的名称，叫做“词牌”。或者说，“每一首词都先有一首歌谱，随后配词。当时每一首词的歌谱，就称词牌，牌就是谱。”①词的诞生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词的初起阶段，词牌本事往往与道教有关，正如南宋人黄昇在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所说：“唐词多缘题所赋，《临江仙》则言仙事，《女冠子》则述道情，《河渎神》则咏祠庙。”此外，《洞仙歌》、《天仙子》诸调当都皆与道教相关。另一方面，不少词乐直接便是由道教音乐转化而来的，如《西江月》即是《步虚词》，《霓裳羽衣舞》本为道曲等。道教与词本即有较深的渊源关系，清康熙五十四年刻印的《钦定词谱》收入词牌八百余种，有一些与道教典籍、道教传说有关，以下分别说明之。

一、一些词牌取自于文人的某一篇诗文或某一句富有道教意蕴的词

有以下几种词牌属于该种类型：

《女冠子》：始于温庭筠的《女冠子》，因咏女冠情态得名：“含娇含笑，宿翠残红窈窕，鬓如蝉。寒玉簪秋水，轻纱卷碧烟。雪肌鸾镜里，琪树凤楼前。寄语青娥伴，早求仙。”

《渔家傲》：此调最早为晏殊所用，因有“神仙一曲渔家傲”句取为调名。词为：“画鼓声中昏又晓，时光只解催人老，求得浅欢风日好。齐揭晓，神仙一曲渔家傲。绿水悠悠天杳杳，浮生岂得长年少。莫惜醉来开口笑。须信道，人间万事何时了。”

《云仙引》：冯伟寿自度曲，吟云中仙子。有“有游女，翩翩如五云”句。

《聒龙谣》：宋朱敦儒游仙词《聒龙谣》，因词中有“聒龙啸看鸾舞”句，取为调名。

《明月斜》：因吕洞宾《题于景德寺》词首句而得名。

《忆江南》：此词为唐李德裕镇浙日为纪念亡妓谢秋娘撰，本名《忆江南》。宋张滋词有“飞梦去，闲到玉堂游”句，又名《梦仙游》；《夷坚志》云：陈东靖康间，尝饮于京师楼。有妓依阑歌此词，音调清越，东不觉倾听。其后有“铿铁板，闲引步虚声。尘世无人知此曲，却骑黄鹤上瑶京，风冷月华清”五句。问何人所制，曰上清蔡真人词也。故又名《步虚声》。

《高阳台》：宋玉《高唐赋》载：昔者楚怀王曾游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妇人，曰：“妾巫山之女也，为高唐之客，闻君游高唐，愿荐枕席。”王因幸之。去而辞曰：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调名取宋玉赋神女事。

《阳台梦》：此调有两体，四十九字和五十七字。四十九字者，见《尊前集》，唐庄宗制，咏巫山神女事，因词有“又入阳台梦”句，取以为名。

《忆秦娥》：该词牌来自于李白咏秦娥的词。因词中有“秦娥梦断秦楼月”句而取为调名。泰娥即道教传说中的弄玉。

《月宫春》：调名本于《花间集》五代词人毛文锡咏嫦娥之词。

《金人捧露盘》：唐李贺有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并序，序中借神话传说以寄意，说魏明帝运走汉孝武帝陵前捧露盘仙人，拆露盘后仙人上车时“乃潸然泪下”。乐家取以制曲，名为《金人捧露盘》，调名本于此，多苍凉激越之音。

《鹊桥仙》：《鹊桥仙》的词牌来自欧阳修咏牛郎织女事的词，因词中有“鹊迎桥路接天津”句，取为调名。鹊桥的故事最早记载在刘安的《淮南子》。

《潇湘神》：据张华《博物志》记载：尧之二女，舜之二妃，娥皇、女英。舜南巡，死在苍梧。她俩寻至洞庭，以涕挥竹，竹尽斑。遂投江而死，成为湘水女神，即湘夫人，湘妃。《钦定词谱》卷一载：《潇湘神》调始自唐刘禹锡咏湘妃词，所谓赋题本意。

二、直接采源于神仙传记和其它与道教有关记载的词牌

《解佩令》：据《道藏》中《列仙传》记载：江妃二女，出游江湄，逢郑交甫，郑见而爱之，与之言：“愿请子佩”，二女遂手解佩与交甫。交甫行犹未十步，忽怀中之佩不见。及顾二女，亦皆渺然，方知乃汉水女神也。因此取以为调名。

《传言玉女》：此调因为《汉武帝内传》王子登向武帝传达七月七日王母降临的消息而得名。

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：此调因《道藏》中《列仙传》所载萧史与弄玉之事而得名。

《阮郎归》与《误桃源》：此调因《幽明录》所载刘晨、阮肇入天台山于桃源洞遇二仙女得名。

《瑞鹤仙》：《夷坚志》云：“乾道中吴兴周权知衢州西安县，一日令术士沈延年邀紫姑神赋瑞鹤仙牡丹词。取“瑞鹤仙”以为调名。

《法驾导引》：宋代《陈与义词序》云：有道人携乌衣女子买斛酒独饮。女子歌词以侑，凡九阕皆非人世语。或记之，以问一道士，道士曰：此赤城韩夫人所制水府蔡真人法驾导引也。故取《法驾导引》为调名。

三、本来是与道教有关的乐曲名称或唐教坊曲名

《临江仙》：唐教坊曲名，后用为词牌。唐代词多缘题所赋，《临江仙》之言水仙也。

《献天寿令》：高丽献仙桃舞队曲，因所用唐乐，故采之。

《天仙子》：唐教坊曲名，本名万斯年，原为咏天仙。据《乐府杂录》记载：万斯年曲，是朱崖李太尉进此曲名，即《天仙子》。

《巫山一段云》：唐教坊曲名，原为吟咏巫山神女事。第一部分《高阳台》已有介绍。

《霓裳羽衣舞》：当因唐道教法曲《霓裳羽衣舞》而得名。

《桂殿秋》：《钦定词谱》卷一注云，“本唐李德裕送神迎神曲”，有“桂殿夜凉吹玉笙”句，取为调名。

《步虚子令》：《钦定词谱》卷十二注，此宋赐高丽乐中五羊仙舞队曲也，采以备体。

《洞仙歌》：唐教坊曲名。原用以咏洞府神仙，后用为词牌。调见苏轼《东坡词》。又名有《羽仙歌》、《洞仙歌令》、《洞仙词》。

从以上所举可知，最初文人用那些与道教有关的词牌写词，其内容与词牌是一致的，都涉及道教内容，只是后来词牌与词的内容才分开。以下可再录带有一些仙道色彩的词牌：壶中天、壶天晓、拂霓裳、梦仙乡、望仙门、忆仙姿、缑山月、长寿乐、望蓬莱、祭天神、桃源忆故人、玉女摇仙佩、瑶池宴令、巫山十二峰、瑶台聚八仙、法曲献仙音、黄鹤洞仙等等。

四、金元之际全真教道士词人创立和改编的词牌

在金元时期，当时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因不了解汉文化所采取的种种消极措施，造成大批文人因地位剧降、求仕无门、生计受到影响等原因加入全真教以求心灵慰藉。另一方面，“全真王重阳本士流，其弟子谭、马、丘、刘、王、郝，又皆读书种子，故能结纳士类，而士类亦乐就之”②，全真道不失时机的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，对文人最有吸引力。同时全真教的兴盛与蒙元统治者对它的大力支持有关。故当时的道教与文学结合得最为密切。邓绍基《元代文学史》进一步认为：“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象全真教那样博得文士乐道、并且对文学发生较多影响。”③在唐圭璋先生编的《全金元词》中，所录的全真道教词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体式齐备。其中王��（重阳）词６７０首、马钰８８１首，谭处端１５６首，刘处玄６５首，王处一９５首，丘处机１５２首，王丹桂１４８首，侯善渊２５９首，尹志平１６８首，姬志真１６２首。以王��和“全真七子”为首的道教词人与文人词迥然不同，有着自己的独特性，金元道教词人在由词到曲的转变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，而目前对以上领域研究的论文与专著还很少。全真教词人还创立、改编了不少词牌，以下分别介绍。

１．全真教主王重阳改编和创立的词牌

王重阳名喆，又作��（即古文“哲”字，而“喆”是“��”的省文），他喜改易调名而不易调律，通常是把世俗气、香艳气较浓的旧词牌改为具有仙道意蕴的词牌，同时尽可能与原词牌保持一致。有时他会说明，有时则没有，这可能和当时的传道环境及时间允许与否有关。

把旧词牌改为具有仙道意蕴的词牌：

王重阳指出来改调名的如：改《蓦山溪》为《心月照云溪》，改喝马《卜算子》为《黄鹤洞中仙》；改《惜黄花》为《金莲堂》；改《瑞鹧鸪》为《报师恩》；改《秦楼月》为《蓬莱阁》。

他没有指出来，但实际上改易调名而不易调律的如：改《殢人娇》为《恣逍遥》；改《望江南》为《望蓬莱》；改《如梦令》为《无梦令》；改《上平西》为《上丹霄》；改《点绛唇》为《万年春》；改《青玉案》为《青莲池上客》；改《西江月》为《玉炉三涧雪》；改《黄莺儿》为《水云游》；改《行香子》为《�X心香》；改《声声慢》为《神光灿》；改《南柯子》为《悟南柯》；改《韵令》为《三光会合》；改《小镇西》为《五灵妙仙》；改《长相思》为《长思仙》；改《小重山》为《玉京山》；改《系裙腰》为《系云腰》；改《巫山一段云》为《金鼎一溪云》；改《海棠春》为《神清秀》；改《渔家傲》为《渔父咏》；改《山亭柳》为《遇仙亭》；改《夜游宫》为《蕊珠宫》；改《玉女摇仙佩》为《玉女摇仙辇》；改《黄河清慢》为《黄河清》。

这不过是王重阳出于传道的需要，有意把一些调名换为一些富于道家色彩的名字。这种方式也不是起于王重阳，北宋时已颇为流行了④，只是王重阳的影响力更大一些。

新创立的词牌：道教词中有许多新创的词牌是唐宋文人词中所没有的。以下分别就这些新调分别列举，其中王��共创立三十个词牌，多数是具有神仙道教意蕴的新词牌：

《莺啼序》；《俊蛾儿》；《耍蛾儿》；《挂金灯》；《宣靖三台》（牛道淳词作《宣静三台》）；《特地新》；《郭郎儿慢》；《菊花天》；《啄木儿》；《得道阳》；《登仙门》；《蜀葵花》；《酴醾香》；《憨郭郎》；《换骨骰》；《水云游》（谭处端词作《黄莺儿令》，侯善渊词作《黄婴儿》，此调与柳永《乐章集》中的正宫《黄莺儿》调无涉。丘处机此调下注：“本名《黄莺儿》”）；《七宝玲珑》（又名《七骑子》）；《川拨棹》；《五更令》；《五更出舍郎》；《瓦盆歌》；《风马令》（马钰和词作《风马儿》）；《玉花洞》；《圣葫芦》；《转调斗鹌鹑》；《刮鼓社》；《金花叶》；《金鸡叫》（又名《金鸡叫警刘公》）；《河传令》（又名《超彼岸》）；《带马行》。

重阳词的影响在全真道里是最大的。不仅他的弟子如马钰、谭处端、王处一、刘处玄、丘处机等的作品在内容上、形式上都受到他的影响，甚至他的再传弟子如尹志平（１１６９－１２５１）、王丹桂（十二世纪时人）等亦在这两方面受到他的影响。当然在程度上各有不同，如马钰受他的影响最深。

２．马钰创立的新词牌和改编的旧词牌

马钰和其师王重阳一样，也喜爱创立新词牌，共创六调：《孤鹰》；《挂金索》；《养家苦》；《斗修行》；《两只雁儿》；《清心月》（王处一词作《软翻鞋》，王丹桂词作《步云鞋》，梁寅词作《缑山月》）。

又更改词牌共十七调，通常也是把世俗气、香艳气较浓的旧词牌改为具有仙道意蕴的词牌，同时尽可能与原词牌保持一致：

改《瑞鹧鸪》为《十报恩》；改《甘草子》为《天道无亲》；改《双雁儿》为《化生儿》；改《相思会》为《平等会》；改《减字木兰花》为《四仙令》；改《传花枝》为《传妙道》（摘取柳永《传花枝》之上片，再分上下片，另成一调）；改《减字木兰花》为《金莲出玉花》；改《添字采桑子》为《战掉丑奴儿》，原注：“本名《添字丑奴儿》”；改《浪淘沙》为《炼丹砂》；改《鹧鸪天》为《洞中天》；改《燕归梁》为《悟黄粱》；改《双雁儿》为《雁灵妙方》；改《生查子》为《遇仙槎》；改《阮郎归》为《道成归》；改《踏莎行》为《踏云行》；改《昭君怨》为《德报怨》。

总之，在马钰词里，与王重阳词相似的地方很多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唱和甚多，也许是因为马钰有意学习王重阳的为人处世，也包括王重阳词的创作。

３．丘处机创立的新词牌和改编的旧词牌

丘处机是全真道中仅次于王重阳的功臣，后人常将他与王重阳相提并论，谓“是教也，源于东华，流于重阳，派于长春，而今而后，滔滔溢溢，未可得而知其极也”⑤。他的词在全真教词人中，文学性最高，其隐修磻溪（今陕西宝鸡）等地的词作《磻溪词》，前人对其有很高的评价，笔者曾撰文论述⑥。

丘处机也创立新词牌，只有一调：《拾菜娘》。

丘处机又更改词牌共十三调，手段同上，同时尽可能与原词调保持一致：

改《点绛唇》为《万年春》；改《念奴娇》为《无俗念》；改《更漏子》为《无漏子》；改《西江月》为《玉炉三涧雪》；改《南乡子》为《好离乡》；改《渔家傲》为《忍辱仙人》；改《浣溪沙》为《玩丹砂》；改《恨来迟》为《恨欢迟》；改《离别难》为《离苦海》；改《蹄人娇》为《恣逍遥》；改《戚氏》为《梦游仙》；改《忆秦娥》为《蓬莱阁》；即《解佩令》为《解冤结》。

４．王重阳其他弟子创立的新词牌和改编的旧词牌

谭处端更改有词牌：改《苏幕遮》为《云雾敛》。

王处一更改词牌也有一例：改《青玉案》为《谢师恩》。

孙不二也创立新一词牌：《绣薄眉》。

词起源于唐五代而盛于两宋、金元。无论在它的起源阶段还是兴盛阶段，都深深刻下了道教的印迹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中前三点所论述的词牌，是文人常用的词牌，《钦定词谱》已经收录，最能表现道教对词的影响。而最后一点“金元之际全真教道士词人创立和改编的词牌”，情况有所不同，王重阳和其弟子把世俗气、香艳气较浓的旧词牌改为具有仙道意蕴的词牌，新词牌在全真教词人中使用，旧词牌仍在平常的文人词中使用。由于在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编的《全金元词》中，金元道教词人的词作占了将近一半，与文人词分庭抗礼，因此全真教道士词人创立和改编的词牌对词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以上所举，只是带有道教意味的词牌的部分，但也足以看出道教对词牌的产生与丰富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。

注：

①吴丈蜀《词学概说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４２页。

②陈垣著《明季滇黔佛教考·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第１版，第５８５页。

③邓绍基主编《元代文学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第１版，第２３页。

④如苏轼改《秦楼月》为《双荷叶》；贺铸则更爱改易调名，如《小重山》改为《璧月堂》，《鹧鸪天》改为《半死桐》，《南歌子》改为《醉厌厌》，《一落索》改为《窗下绣》，《生查子》改为《愁风月》，《木兰花》改为《呈纤手》等等。

⑤《道藏》，第３册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，１９８８年第１版，第３４４页。

⑥《论丘长春词的苦修思想》，参见《中国道教》，２００２年第６期，第３４至３８页，相关论文还有《论丘处机道教词》，参见《新疆大学学报》，２００２年第２期，第１０９至１１２页。

（作者：左洪涛   作者单位：宁波大学文学院中文系    原文发表于《中国道教》杂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