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析道教仙韵与李白的飘逸诗风

(二)超时空的无序建构

对李白诗歌建构的高妙，历代诗论家多有评论。黄庭坚在《题李白诗草后》中写到：“余读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，无首无尾，不主故常，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。”。‘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”的比喻，取自《庄子·天运》，庄子赞美咸池之乐，“能短能长，能柔能刚，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”。黄氏借此，实际上说李白的诗体现出了变化莫测的“道性”，因此，无规矩，难模拟。后代诗评家也都从这一点着眼，认为“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，落笔天纵，章法承接，变化无端，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”。“有非寻常地上凡民所能梦想及者。 (白)诗之不可及处，在乎神识超迈，飘然而来，忽然而去，不屑雕章琢句，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，自有天马行空，不可羁勒之势。”。“太白缥缈有仙骨，然不在其作仙语中，此当从神昧会之，难于俗子前。”。所谓超凡、脱俗、神识神味，指其想落天外、超越常情的诗思，在章法上则体现为一种超时空的无序建构，两者共同造就诗中独具的飞动气势。超时空的无序建构来源于道教徒完全由“感觉经验上的相似”。而产生系连的思维模式。李白的许多著名诗篇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。如《行路难二首》其三，诗歌中写到的人物有许由、伯夷、叔齐、伍子胥、屈原、李斯、陆机、张翰、诗人自己，这些人物所处时代不同，但遭遇则有相类之点：达者自保，而功高殒身。诗人以此为联系，超越时空，使他们会聚于一首诗中。人物的大量罗列，时空的大跨度跳跃，使读者的思维处于不断的联想状态，从而感受到诗境变幻不居，气势飞扬。又如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，诗中所写的 历史 时代，时而春秋、战国，时而两汉、三国，时而晋，时而唐，空间也随之不断转换，历史与现实不断地比照、冲撞，历史悲剧是现实悲剧的映衬，现实中李邕、裴敦复的遭遇又重演着历史悲剧，而诗人“自我”穿插其间，纵横捭阖，自如变换，势不可遏。再如《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，“昨日”与“今日”映衬，佳景与美谈融汇，“欲上青天搅明月”的“逸兴”、“壮思”与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销愁愁复愁”的绵长忧愤交织，“蓬莱文章”、“建安风骨”、“小谢”、李云、诗人自己，意绪纷繁，凌越千载，飞动的气势象列子御风，冷然而行。其他如《梁甫吟》、《远别离》、《蜀道难》、《将进酒》等等，概莫能外。李华赞李白诗“能奔逸气”(《杂言寄李白》)，一个“奔”字，形象地写出了李白“飘逸”诗歌中自由奔泻的感情力量。萧士贽以为，李白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诗“造语叙事，错乱颠倒，绝无伦次”，而妄断其“决非太白之作”。其误在于：只见其形，不明其心，没有把握诗中一以贯之的情感内核，自然也就难理解这种“无序”的建构。

二、道境的逆向体悟与“飘逸”的厚重底蕴

老子《道德经》日：“反者，道之动。……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王弼注：“高以下为基，贵以贱为本，有以无为用，此其反也。动皆知其所无，则物通矣，故日：反者，道之动。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，有之所始以无为本，将欲全有，必反于无也。‘无”是“道”之本，对“道”的体认只能由“有”反“无”才能寻到本原、始基。这种“反得道元”、“反身合道”的逆向思维方式成为道教体道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。李白在体道中养成的逆向思维方式深刻表现在他的诗作中，成为通向其诗歌“飘逸”风格的桥梁。

“飘逸”，以司空图“御风蓬叶，泛彼无垠”的形容和裴敬“神仙会集，云行鹤驾”的描绘，容易使人产生“飘逸”即柔美的印象。实际上，李白的“飘逸”之所以能为千百年来的读者认同并产生共鸣，则在于它所独具的厚重底蕴。李白的飘逸不是若有若无的流霞，不似拂面和煦的清风，而如扶摇万里的大鹏。大鹏的逍遥游，凭借六月的大风；李白那千古一人的“飘逸”赞歌乃是由他的“万古愁”所托举，李白极端狂放的风度，实为其内心无法排解的深忧的外化。从其创作方法考察，诗中写种种“飘逸”，往往先从反面着笔，展现一种常人难以自拔的痛苦，终于从中跳脱出来，从而透示出一种深沉厚积的力量。这正是一般文人游仙诗、道士的步虚词所缺乏的。李白诸多著名诗篇，在感情抒发上往往采取一种表里双层的建构：将现实激发的万古愁愤深深埋人诗底，表层结构则呈现一派或清静潇洒、或豁达狂放的气度；表层与深层情感的强烈反差，不但造成诗中强烈的悲剧气氛，也使表层的洒脱，仿佛是挣脱了愁愤的深渊飞腾而起，具有九万里风鹏正举之势而无可比拟。如《将进酒》中大写痛饮狂歌之欢乐，伟才必用的自信，然而贯穿其中的却是抑塞不平、不为世用的大悲大愤。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在梦境仙踪、兴会标举的背后，透射出的却是人间的大不得意。《襄阳歌》极写“韬精沉饮”(沈德潜语)之乐，而“正意藏脉”(方东树语)，则在功业无成的深悲。再如《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》、《月下独酌》等诗，或写排忧遣愁的逸兴壮思，或写花前月下独酌的乐趣，但潜藏的同样是深重的孤独与无法解脱的内心苦闷。

李白诗歌中这种深沉厚积的情感底蕴，来自其道教理想的挚诚追求与现实的剧烈冲突。这种道教理想的集中表现便是“功成身退”。它在李白身上的体现，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，是儒道以至纵横诸家思想驳杂的混合物，而仍然是以道教教义为中心支柱的。

众所周知， 中国道教从最初形成起，便以救世济俗为中心。道教还吸取了以“三纲五常”为核心的儒家的伦理思想，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。。李白的道教信仰，主要受茅山上清派传人司马承祯、吴筠等人的影响。该派创始人陶弘景是“山中宰相”，其传人王远知佐李渊、李世民取得天下，第四代传人司马承祯为睿宗提供理国之道，而吴筠更“以阴功救物，为王者师”。。作为唐代道教重要理论家的吴筠作《玄纲论》，从理论上论证了“佐时得道”的重要。他列《道反于俗》和《专精至道》两章，专门讲如何抚俗得道，佐时得道。认为抚俗、佐时是能否“得道”的必备条件，而且，要得道、成神仙，必须修炼佐时抚俗的“人功”。因此，能否在社会上建立功业、辅佐明主就意味着道功的成或不成。李白迷信的正是事君之功与得道之功的双成，他的“功成身退”之功，由具体诗例分析，可以认为，既指“政成”又指“道成”；他的“退”，既指“归人武陵源”的隐逸，又指“邈尔与世绝”的成仙。事功上，他的目标是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(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)；道功上，则要“浮四海，横八荒，出宇宙之寥廓，登云天之渺茫”(同上)。他在《西岳云台歌赠丹丘子》中，描摹的正是自己神往的这样一种生活：

云台阁道连窈冥，中有不死丹丘生。

明星玉女备洒扫，麻姑搔背指爪轻。

我皇手把天地户，丹丘谈天与天语。

九重出入生光辉，东求蓬莱复西归。

玉浆傥惠故人饮，骑二茅龙上天飞。

隐与神仙为侣，出接万乘之主；或行走于九重宫阙，或驾龙飞升，享尽充分的自由。这才是潇洒的人间神仙，令人仰慕的高道风范!李白一生渴望着能“尽节报明主”，而后成仙举美梦，但是，却困扰在“富贵与神仙，蹉跎成两失”(《长歌行》)的痛苦之中。“蹉跎人间世，寥落壶中天。”(《赠饶阳张司户燧》)人间尽力报明主没有了希望，“壶中天”里的仙人日月也未能实现，这比只求事功或单修道功的人来说，本身就多了一层忧患，正所谓追求越高，失望越深，内心冲突愈激烈，诗之情感底蕴愈厚!而诗人在体道中又养成了“探玄穷化先”的思维习惯，从逆向反溯求取根底的思维方式，面对自己精神、身体两方面的不自由，李白总在反审叩问。在他的理想中，“仙人如爱我”，就应该“举手来相招”，“我欲蓬莱顶上行”，仙人必定会“浩歌望我来”，“应攀玉树长相待”。可是，人满怀热情，刻苦修炼，诵道经，受道篆，“草创大还”，却总不见仙人来“招”，自己也不能乘鹤飞去，每每“梦想空殷勤”(《感遇》其一)，这是为什么?他为成“事君之道”，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，南穷苍梧，东涉冥海，可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，“幸遭圣明时”，却“功业未成就”，这又是为什么?当诗人在一个又一个的困惑中彷徨时，内心体验强化到极点，忧愤之情也深到极点。身心都不能自由的双重忧患，经诗人的反观叩审，便如江潮海浪般难以阻遏。当他把酒问月(《把酒问月》)，观日探元(《日出入行》)，登高丘而诘问“鼎湖飞龙安可乘!”(《登高丘而望远海》)游梁园而讥诮“梁王宫阙今安在?”(《梁园吟》)对春风渌酒而感叹“清轩桃李能几何?”(《前有樽酒行》)临高堂盛宴而悲慨“青丝暮成雪”(《将进酒》)，其间表现的已不只是个人理想能否实现的忧愁，忧患已深化为对整个人生宇宙的悲慨，其思维更不停留在人间万物“象”、“有”的表面，往往由感物起情而反究其理，思索元化，“存想”道真。“探元人窈默，观化游无垠”(《送岑徵君归鸣皋山》)，“观变穷太易，探元化群生”(《古风》其十三)，终于体会到“仙人殊恍惚”(《拟古》其-)，“浮荣何足珍”(《拟古》其九)，“天地一逆旅”(《拟古》其九)而已，万象总归虚空。为此“达士遗天地”(《拟古》其五)，而“贵道能全真”(《送岑徵君归鸣皋》)。他仍旧只能按照道教教义的指引，去寻找“超世”的真谛，委随“ 自然 ”，逍遥于大化，寄情于痛饮狂歌，寄意于清风朗月，托身于仙山洞府，在现世可能得到的真实的快乐中求得心理的平衡，以那超迈洒脱的仙姿，飘逸朗远的神韵，消弥其内心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和不能自拔的痛苦。这当是一个迷狂的道徒真实的心理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