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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山道士的抗战

2015-08-20 11:06:59 来源:海峡道教网——福建省道教协会 浏览:1092查看评论

茅山道士的抗战

文_袁志鸿

    茅山位于江苏东南,地跨句容、丹徒、丹阳、金坛、溧水五县,是江南重镇南京的东南屏障。卢沟桥事变后,日寇大举侵入中国。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,至11月12日上海陷落,历时三月。随之江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被践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。正在江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,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于1938年6月来到茅山,开辟了全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的茅山抗日根据地,点燃了江南抗日的烽火。

    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山林,战火已经烧到道士清修的古观。隐居山中,曾经希图跳出“三界”、不在“五行”的羽士玄客,终于被嗜杀成性的东洋人的枪弹、刺刀戳破了古老而又美好的长生之梦。茅山“三宫五观”的道士,自此离开“丹灶”、“靖室”,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。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新四军,有的给新四军带路、探情报、送消息、抬担架、看护伤员、备粮筹款等等。山深林密的“三宫五观”也常常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。茅山乾元观,还曾一度是新四军司令部的所在地。陈毅元帅来茅山后,也常与地方名流会晤于乾元观,向社会各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,他与宝埝的樊玉林(后任抗日政府保安大队司令)等人的第一次见面谈话,就是在乾元观进行的。

    抗日军民利用茅山地区的有利地理环境,沉重地打击了日寇。日寇恼羞成怒,曾多次对茅山进行报复,最为残酷的是1938年8月和1940年5月两次对茅山的清乡扫荡。在日寇的“三光”政策下,“三宫五观”的几十名道士惨遭杀戮,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则被毁坏得瓦砾遍地,一片荒凉。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,以慰英灵,笔者自1983年12月以来,陆续请教了身涉事件的知情者:赵永海、瞿宪凤、施觉义、朱易经、王浩俊、陈钦贤、吴浩民、赵礼瑞等茅山老道长,取得了一些翔实的资料,现敬告读者。

    “三宫五观”的浩劫。日寇对茅山的第一次残酷的清乡扫荡,是在1938年农历8月14日。据老道长瞿宪凤说:1938年8月中秋节前两天(8月13日)清晨,当地保甲长就上山向“三宫五观”的道士们传话说:“明天日本人要清山,住观道友们不要在山中乱走,免得被流弹误伤。”也就在这天,溧水、溧阳、金坛、常州、镇江、句容等地的日军,已分别集结,分几路扑向茅山。

    8月14日上午10时左右,一路日军跨进了“元符万宁宫”的大门。道士们大都已事先躲起来了。“勉斋道院”(元符宫四方道院之一)当家道士严宪明,对日寇的残忍本性认识不足,当其他道士往外躲的时候,他却喊:“你们都不要庙了?就是我要庙。日本人又不杀出家人。”于是有五个已躲入草丛中的道士又回到宫内。当日寇进入元符宫时,他们像平时接待香客一样接待他们,可日寇睬也不睬。只见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嘀咕几句,翻译随口就问:  “这里有没有新四军,道观里共有多少人?”等等。

    当时元符宫、勉斋道院有五名成年道士,两名十二三岁的小道童。日寇示意严宪明、苏宪俊、瞿宪凤、倪觉仁、陈道纯五名成年道士到楼上去,并跟上了五名端着装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的日本兵。上楼后,日本兵喝令他们排成一排,脱光衣服,接着端起枪刺凶狠地向五个手无寸铁的出家人直刺过去,五个道士便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。紧接着,日本兵在楼下纵火,熊熊火焰在勉斋道院的上空腾起……

    与此同时,日寇用同样残酷的手段杀害了元符宫西斋道院的道士蒋龙保。西斋道院道士黎洪春(中国道教协会前会长黎遇航的父亲)躲避不及,被日本兵抓住强迫带路,但日寇嫌他行动迟缓并带错路径、故意戏弄“大日本皇军”,于是将他枪杀在华阳洞旁的山坡上。

    也就在这一天,日军的另一路人马在天亮之前就赶到了茅山城村地方,午后扑向“乾元观”。下午两时半左右,躲在山里的人看到“乾元观”的上空火焰升腾,烟雾弥漫,四时半左右,二三十个鬼子兵,往三茅峰方向而去。随后,赵永海、陈永君等几位“乾元观”的道士奔向火场。这时大火已封了“乾元观”庙门,离庙稍远的牛栏里,两头牛受到火烤正在挣扎,所有住观道士均不知去向。当天很晚的时候,他们才在“乾元观”西南的白虎山下的一堵破碑墙旁边,找到了十三位遇难者的尸体。其中十位遇难者是:惠心白、陈永富、赵永山、陈老三、斋公、王寿清(伙计)、老王(伙计)、老李(伙计)、小倪(伙计)、张金根(伙计),他们当天未能离观,被捉住后一个也没有能够逃脱日寇的魔爪。茅山“白云观”也在同一天惨遭日寇的烧杀洗劫,“白云观”的道士严玉清、李明达、包至松、糜至礼、赵道友等也惨遭日本兵的枪杀。当天被日本兵杀害的还有“玉晨观”的两名看门道士。

    1940年农历五月初二,日寇再一次对茅山进行扫荡。他们像一群穷凶极恶的疯狗,见中国人就杀,见房子就烧,北镇街有一户人家一下子就被杀了十一口人,在北镇街过往休息的二十几名商客,未能躲避,也无一幸免地遇难。

    由于日寇在茅山到处受到抗日军民的打击,所以他们认为茅山道士都通新四军,欲将其斩尽杀绝;隐没于山林中的“三宫五观”都是新四军立足与宿营的基地,必须统统烧光。茅山的“三宫五观”虽被侵略者破坏得名存实亡,道士们惨遭杀戮,但托“三茅真君”的保佑,鬼子们是屠杀不尽茅山人的。

    “元符宫”的瞿宪凤、耿云清、陶念忠、汤念义,还有两个小道童,他们都是死里逃生、幸免于难的幸存者。这其中元符宫瞿宪凤老道长的经历即是一例,他们被日本兵端着枪刺威逼到楼上,血淋淋的刺刀一刀又一刀刺到身体中,他麻木了、昏迷了,当五个日本兵端着滴血的刺刀走下楼梯后,他却又奇迹般苏醒了!在血泊中,他顽强地移动钻心疼痛的身子,挣扎着向前爬去。虽然他身挨九刀(有说为十一刀),却幸好没有被刺中要害。当时楼下已燃起大火,日寇自以为借此可焚尸灭迹了。血淋淋的瞿宪凤道长,由楼上的壁门艰难地爬进另一栋楼的宿舍中。瞿道长当时担任“元符宫、勉斋道院”的经济保管,因此他所住房间门窗都有防土匪的特殊设置。这些土设施,这时竞帮了他的大忙,他沿着架设窗上的竹桥——一根毛竹,滑到了“元符宫”的墙外,神奇地活了下来。1987年9月,这位五六岁就从道的老道长,享寿84岁,在“元符宫”羽化。

    “乾元观”汪永安道长,也是幸免于难的一位。在鬼子兵放火焚观前,据说他躲到了床下,未被搜查出来,等大火蔓延,鬼子兵撤走后,他才得以从火海中冲了出来。

    挺身抗敌共赴国难。“三宫五观”遭到日寇残酷的洗劫,从屠场逃出的道士们有的人直接参加了新四军的队伍,汤念义、陶念忠就是其中的两位。陶念忠在战争年代多次为革命光荣负伤,新中国成立后转地方工作。陶念忠的师兄汤念义,则光荣地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。汤念义的事迹,知情者是这样讲的:1938年他只有十八九岁,日寇在“元符宫”烧杀时,他与耿云清、陶念忠先躲在床下,大火烧起后,他们又钻入地沟下水道里。日本兵离开“元符宫”,他们才相继冲出了火海,汤念义一口气跑进一片桑树林中就昏迷了过去。等汤念义醒来时,太阳已经落山了,“元符宫”差不多成了废墟,他向何处去?

    汤念义毅然决然地投身参加了新四军!因为汤念义作战勇敢,由战士提升为事务长。但事务长是管后勤的,而他参加新四军是要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!一次,前线的新四军部队在茅山“乾元观”附近与日寇接上了火,当时后方设在句容境内的唐家边。由于日寇参战的兵员较多,新四军伤亡大,压力重。汤念义知情后,积极请战,提着盒子枪从后方赶到前线,与战友们一起并肩战斗。也就在这次战斗中,他光荣地倒在了抗日战场上。

    日寇占据了大茅峰“九霄宫”这个制高点,对茅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妨碍很大。新四军曾组织偷袭、强攻,试图拔掉这颗钉子,但敌人居高临下,损失较大而没有成功。于是考虑出其不意,待日寇换防的间隙上山将庙观烧掉。1944年5月初,抗日政府召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,在金坛境内支河南高庄集会商讨这件事情,道教界人士在会上表态说:“顶宫(大茅峰九霄宫俗称)住了鬼子,对革命有害,就烧了吧!”为了将此项工作做得更细致,抗日政府事先通过关係动员“九霄宫”六房七老太腾瑞芝道长,将道观贵重东西搬下山。因当时茅山社会情况复杂,土匪活动猖狂,新四军负责人特地说:“你们搬东西下山,有我们新四军负责保护,无人敢抢!现在将庙烧了,革命成功以后再造。”

    日寇残暴野蛮的行径,早就激起了茅山道士的强烈仇恨和反抗精神。“九霄官”虽住有日军,但道士们身在虎穴不惧险,经常为新四军提供情报。“九霄宫”道士陈宪荣、徐钦神、李浩歧等人,当时都与新四军设在南镇街的交通站有密切的联繫。烧了“九霄宫”后,住在山上的鬼子兵也龟缩到南镇街的大碉堡里来了,而“九霄宫”的道士也都下了山,有几间烧存的厨房有七老太腾瑞芝带两个小道士住着。

    南镇街大碉堡里有一个经过日寇专门训练过的汉奸特务潘翻译,真名叫苏光普。在茅山地方,他经常挎着王八盒子,跟着鬼子四处作恶,群众恨之入骨,新四军便衣班也早就要逮他,但潘翻译很狡猾,一直无法下手。“九霄宫”道士李浩歧下山后,就设法到大碉堡给鬼子烧饭,不久他就与潘翻译混得很熟。潘的赌瘾很大,常常带着李浩歧到碉堡外南镇街上来赌钱。陈宪荣也乘机插入赌场和潘翻译打得火热。一次,潘翻译带着李浩歧又放胆地到南镇街白鹤泉东的茶馆里来玩麻将了,他屁股上插支王八盒子枪,李浩歧则腰带上插颗手榴弹。潘神气活现地跷起二郎腿,玩得正开心,不想凭空里一块黑布遮住了他的眼睛,枪很快也被人摘了,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新四军的俘虏。待新四军便衣班万事停当后,李浩歧跑出了南镇街口,回头扔响了一颗手榴弹,装做慌慌张张的样子跑回鬼子的大碉堡。

   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,谁知道两个月之后,潘翻译又神奇地跑了回来,随即大碉堡的鬼子就四处抓人,茅山四乡的老百姓都被赶到南镇街大碉堡前的广场上,潘翻译从碉堡的枪眼里往广场人群中逐个辨认。于是有四十余人被逐个拉了出来,陈宪荣、徐钦神亦在其列。四十余人被日寇残酷地凌辱后,一个又一个地被地方一乡保长担保了出去,唯有陈宪荣、徐钦神两位任何人来保也不行。原来潘翻诨被抓到新四军交通站后就认出了他们。李浩歧尽管扔响了一颗手榴弹,但鬼子不相信他能单独跑回来,所以严刑拷打,甚至他的头发被一撮撮地全部揪光,但他终究未吐露一字。1945年日寇投降了,他算捡到了一条命,不久他正式参加了新四军的部队。而徐钦神和陈宪荣两位被日寇押到句容县城,严刑拷问之下,他们就是不招供,鬼子百般折磨,放出狼狗将他们咬得半死,确认无法从他们嘴里掏出有用的情况后,在句容城东门桥附近将他们残酷地枪杀。

    茅山“九霄宫”和“元符宫”还有两位教小道士读书的先生,吴济之和张明贵。吴济之在“元符宫”教学,学生里有黎顺吉(中国道协前会长黎遇航),鲁顺礼、朱顺贵、瞿宪凤、张宪龙也曾跟着一起学习。张明贵的父亲就是“九霄宫”俗号张小狗子的大房道士。张明贵教的是“九霄宫”二、三房的道士(“九霄宫”过去有六房道院)。清末之后人民生活穷困,茅山四方百姓,多有将七八岁的孩子送上茅山当小道士。但道教的义理是很玄深的,没有文化基础,就不会有学道的悟性,因此清末以来,茅山也就形成在社会上请饱学之士,来茅山道院当先生的传统。这些先生在茅山春季教事繁忙时,就帮道院做写表章、画符等文书教务的事情,春香庙会过了,教务事少了,就教小道士读书学文化。

    抗日战争爆发后,地方名流知识分子诸如樊玉林、巫恒通等人,都投笔从戎。他们的同窗、朋友、学生也被动员起来,去参加抗日的工作,吴济之、张明贵亦在其列。吴济之1939年参加抗日工作,1939年至1940年任抗日政府县参议员,1942年任茅山游击区副区长,1946年10月随大军北撤,1949年后转地方工作。张明贵参加抗日工作后,先在抗日政府当文书。张明贵曾以道教特色配合新四军敌工部,绘制散发过一张鼓舞军民团结抗日的宣传漫画,据说影响很大。画面是利用茅山的原有“钟魁符”,加印上“癸未年(1943年)、大劫年、人畜遭災、若避此难、须军民合作……”团结抗日的符图印章。

   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这场侵略战争,欠下了中华民族一笔沉重的永远还不清的债!多少中华儿女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。日寇在茅山道观所施暴行,欠下的血债,血淋淋的事实,告诉道教界人士,爱教更要爱国,道教才有光明的前途。在国难当头、国将不国的危急关头,妥协、忍让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。如果真的国将不国了,道教也就不可能自然流传衍续了,道教徒也就更不能谈有自己的信仰了。
(转载自《中国道教》)


作者简介:袁志鸿   江苏句容人。研究生学历。现任北京东岳庙住持,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,北京市道教协会副会长。社会职务:北京市政协委员,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等。著有《道教神仙故事》、《当代道教人物》、《凝眸云水》、《鸿爪雪泥》、《思问晓录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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